6165金沙总站投注开户:清末民初教育小说的译介

2019-07-17 作者:6165金沙总站投注开户   |   浏览(108)

原标题:译史||韩晗:晚清“翻译小说热”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形成

据美国学者韩南考证,第一部长篇汉译小说为1873—1875年连载于上海《瀛寰琐记》月刊的《昕夕闲谈》。不过严格说来,早在1853年,上海美华书馆就出版了英国传教士宾威廉翻译的《天路历程》。而短篇小说的最早翻译,还得算上海达文社190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海外奇谭》,译文出自英国散文家兰姆姐弟改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

清末民初,各报刊书局刊登、出版了大量外国教育小说。这些小说不仅发行量大,有的还被编入教材或受到教育部嘉奖,在当时曾引起热烈反响。虽然不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兼译兼作,甚至改变了原作精神,但对处于转型时期的近代中国教育,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教育小说的译介不仅使教育小说作为一个新的小说门类在中国兴起,还为新教育思想的导入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外国译介的教育小说主要以少年成长和学校教育为关注点,传播的教育思想也以少年励志和新教育观念为主,当然也呼应了近代轰轰烈烈的“教育救国”思潮。

晚清“翻译小说热”

萨义德认为,理论的旅行需要具备一定的接受条件,使之可能被引进或得到容忍,无论多么不相容;而得到容纳的观念在新的时空里因为新的用途会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

清末民初/教育小说/译介/新教育思想/传播

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形成

文学文本的跨时空旅行同样如此。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在中国的最早旅行,就是以译者所谓的“戏本小说”开始的。译者在附志的《海外奇谭叙例》说明了翻译该书的缘起,“是书为英国索士比亚所著。氏乃绝世名优,长于诗词。其所编戏本小说,风靡一世,推为英国空前大家。译者遍法德俄意,几于无人不读。而吾国近今学界,言诗词小说者,亦辄啧啧称索氏。然其书向未得读,仆窃恨之,因亟译述是篇,冀为小说界上,增一异彩”。以此回应梁启超于19世纪末发起的“小说界革命”,期为政治改良之利器及新民之通途,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因是之故,新的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在晚清日益勃兴,相辅相成,蔚为大观。

田正平,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桃兰,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杭州 310028)

作者 | 韩晗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的首译,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学的多元系统中自然发生的。在英语世界里,兰姆姐弟的莎剧改写本非常受欢迎,原有20个故事,译者仅选译了其中的一半,各自成章,并根据故事情节重新命名,混编为以下10章(括号中为对应现译名):1.《蒲鲁萨贪色背良朋》;2.《燕敦里借债约割肉》;3.《武厉维错爱孪生女》;4.《毕楚里驯服恶癖娘》;5.《错中错埃国出奇闻》;6.《计中计情妻偷戒指》;7.《冒险寻夫终谐伉俪》;8.《苦心救弟坚守贞操》;9.《怀妒心李安德弃妻》;10.《报大仇韩利德杀叔》。此译本尽管早于林纾所译《吟边燕语》,但除戈宝权《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中国》一文有简单介绍,国内莎学研究论著都只是浮光掠影的提及。然而,这一最早的汉译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译者与晚清读者接受的相互关系,不乏可观之处。

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03-0208-08

作者韩晗,系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

译者所用语言是文言,这是由那个时期读者的普遍期待所决定的。清末民初,逐渐由古代白话转型为现代白话,最终于1920年将白话定为正式官方语言。但在世纪之交,即便白话已具雏形,“雅驯”“雅饬”的文言仍是当时文人雅士的“文化资本”与“象征权利”。严复和林纾的成功则有赖于此,吴汝纶、鲁迅、郭沫若、钱锺书等大家对此都赞赏有加。到“五四”初期,文言仍是大多数译者的首选。

教育小说源于德语“bildungsroman”一词。在西方,教育小说一般以年轻主人公的道德、心理和智慧发展为主题,叙述一个人的成长、发展过程,具有某种教益和惩戒性质。教育小说随着地域、时期的不同,对于叙述主题“少年成长”或“学校教育”各有偏重,因此又常与“educational novel”、“apprenticeship novel”或“initiation novel”等名词交互通用。中国自古有“诗化教育”和“故事化教育”的传统,但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小说”主要是受西方的启示。教育小说这一语词在清末传入中国后,一直没有被严格界定。人们往往把阅读对象主要针对儿童、学生,题材方面主要反映儿童成长和学校教育的小说都冠之以教育小说。清末民初,大量外国教育小说经译介进入国人视野,这些小说的译介,同时承载了倡导新小说和传播新教育思想两种使命。它们在为国人提供外国读物的同时,以文学的形式,生动、形象地把外国先进的教育思想导入了中国,并在中国传播。

原文发表于《长江学术》2018年第2期。

在主题选择方面,译者只选译了10个故事,删除的另外10个有一半可以归为悲剧主题:《李尔王》《麦克白》《奥赛罗》《雅典的泰门》《罗密欧与朱丽叶》。其中前三个被公认为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代表作(另一个是《哈姆莱特》),而《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以悲剧为主的悲喜剧,所重者皆为我国文学传统中以惩恶扬善、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的喜剧为主题。尽管我国一直不乏悲剧历史,但缺少悲剧精神与悲剧美学。不过,译者还是留下最著名的悲剧《哈姆莱特》压卷。

一、教育小说的译介

6165金沙总站投注开户 1

就体例而言,译者所用的是“三言二拍”式章回体目:各标题字数相等,结构对称,与我国传统章回小说基本无二——这种体例最为群众喜闻乐见,是当时的一个定式,区别只在于《海外奇谭》的各章独立成篇。莎士比亚的作品标题大多平实,从中很难看出离奇的情节预告。译者对标题的故事化改写无疑增加了译作的故事性与广告效应。此外,作品的人名尽管都出于音译,但大多归于汉语百家姓中,且赋予其道德蕴含,如用“韩利德”翻译“哈姆莱特”,以“宰路”翻译四大吝啬鬼之一的“夏洛克”等。这种归化更多照顾了目标读者的审美习惯。

1.背景

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发端于晚清。[1]因此,晚清诸多文化生产现象亦成为了早期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但在诸多组成当中,有一类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外国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界有着共同且重要的跨学科研究价值,那就是晚清翻译小说的译介与出版。

那个时期的翻译,夹叙夹译的现象并不鲜见。译者往往按捺不住要代作者发言,不少情节、意象和场景还进行了本土化处理,或改写,或添加,不一而足。译者总是忍不住夹带载道的古训,习惯事先交代清楚故事的来龙去脉。此外,译者还在第三、第七和第十章中,各赋骚体一首。译者的这种归化,更能切合晚清读者的审美心理,弥合中西之间的认知鸿沟,获得读者的情感认同。这种方式,十多年后仍有译者效仿。

外国教育小说在清末民初进入中国,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概括地说其译介主要来自三方面的动力:

翻译小说,即外国小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翻译小说借“西学东渐”之势传播入华,及至19、20世纪之交,随着现代出版业、报刊业在华的萌芽,以科学小说、爱情小说、侦探小说为代表的翻译小说,利用连载、出版等多种形式,借助新兴的出版制度与技术,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奇观——翻译小说热。

尽管如此,译者在结构形式上的处理,尽量予以异化形式再现,尤见于分段。西方小说有时候一句对话或一句描述甚至一个词就可以独立成段,因而迥异于基本不分段的中国传统小说。林纾的翻译小说,自《巴黎茶花女遗事》《吟边燕语》开始,均无分段。而《海外奇谭》的大部分段落基本一仍其旧,无形中开启小说分段之先河;而且,译者没有因循中国小说那种大团圆结局的习惯套路而改写原作的故事情节,就此而言,超越了严复和林纾及其踵武其后者,基本符合译者“至其局势大意,则仍不走一丝,可自信也”之初衷。

首先,教育小说的译介肇始于小说界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梁启超等人极力推崇和引介西学,并将小说置放在配合政治改革的思想启蒙位置加以倡导和呼吁。梁启超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①而译介西方小说可以补旧小说之弊,并起到“开启民智”、“保国保种”、“救国图强”的作用。在他们的积极倡言下,这些主张引起文坛与思想界的极大共鸣。一批具有开启民智、启蒙大众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文人学者,将目光投向西方,开始译介西方小说。林纾(1852~1924)翻译的外国小说在当时具有典型意义,其所译介的《巴黎茶花女遗事》 1899年一经刊行即引起轰动,一时之间文人学士争说“茶花女”。受此刺激,林纾又译介了一系列域外小说。林译小说以其脍炙人口的古文笔法,为中国读者提供了独具魅力与品格的翻译小说范例,并以事实印证了时贤对西方小说积极意义的充分肯定。20世纪初,西方小说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译介外国小说之风盛极一时。教育小说即是此时乘欧风美雨进入中国的文化舶来品。晚清翻译文学中,教育小说是与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等同时萌发和勃兴的小说门类,都是不同于中国古代小说的新小说类型,为时人开启了迥异的阅读视界。

文艺理论家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认为,在资本市场中,文化和艺术如果要发展,既需要“内行”即批评家、理论家们的指导、研究与推广,更需要“外行”——即经纪人、媒体、观众(读者)、社团乃至政府机构的支持。因此,任何一种文化艺术形式。要想获得发展,则必须两者兼具,作为“外行”的后者被勒菲弗尔称之为“赞助人”(patron),这是文化艺术拥有社会经济地位而非只是文学地位的重要前提。

不过当时以及其后的十余年间,短篇小说在中国却一直未得认同。以至于1918年,胡适特为《新青年》撰文《论短篇小说》,普及短篇小说的知识,同期即刊发了第一篇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直到“五四”前夕特别是之后,短篇小说在翻译和创作的互动中,才逐渐获得普遍的认同。

其次,外国教育小说的译介还受新教育发展的召唤。20世纪初是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两部学堂章程的颁布,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使全国出现了兴学热潮,新式学堂大量涌现。汲取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改革中国教育,成为大势所趋。外国教育小说的译介,正好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新式学堂需要与儿童生活相近的新式读物。当时就有人指出:“今之学生鲜有能看小说者……今后著译家,所当留意,宜专出一种小说,足备学生之观摩……其旨趣,则取积极的,毋取消极的,以足鼓舞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识,培养儿童之德性为主……如是则足辅教育之不及。而学校中购之,平时可为讲谈用,大考可为奖赏用。”②这里虽然没有出现教育小说一词,但显然是指向教育小说并倡导教育小说的“著译”的。教师、学生是教育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随着新学堂的兴办,这个群体日益庞大。对“教育小说”的需求,成为推动一批文人学者投身译介工作的主要动力。

6165金沙总站投注开户 ,近年来,“赞助人”理论构成了外国文学在华传播史研究的重要理论方法之一,以王宏志、谢天振、李欧梵、王德威、郭延礼为代表的学者在该领域中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在外国文学在华传播史诸要素中,晚清“翻译小说热”显然独树一帜。因此,借助“赞助人”理论对“翻译小说热”进行阐释,理应对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诸问题研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比起林纾的《吟边燕语》,《海外奇谭》就语言、文笔和叙述等方面而言,其实并不逊色多少,其所凸显的现代性也不可低估:它打破了章回小说以“话说”开头,“且听下回分解”结尾的俗套。此外,尽管只保留了《报大仇韩利德杀叔》一个悲剧,却引进了短篇小说的悲剧意识,打破了以“大团圆”结局为标志的传统小说模式。作为最早的莎剧翻译,《海外奇谭》无意中开启了短篇小说译介之先河,堪谓现代短篇小说之先声。或许当时影响有限,但正是这些早期译介,培养了新的小说美学观,使得这一文类日后的种种本土化创作实践日益盛隆。而译者、读者与作者的多重互动,借助于清末民初开放的媒体出版市场,为其赢得了必要的发展空间与合法身份,并最终奠定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地位。

再者,近代报刊、书局的出现和繁荣与小说界革命、新教育的兴起之间存在着互生互动的关系。尤其是近代报刊,与近代小说关系十分密切,它们是近代小说的主要载体。近代小说有很大一部分,是首先在报刊上发表,然后再由书局出版单行本的。以清末著名小说家吴趼人的作品为例,他的16部中长篇和全部短篇小说,除《恨海》一部是先出版单行本外,其他均是先在报刊上发表,然后结集出版的。在当时,各报刊为吸引读者、增大销量,争相刊载小说,其中译介小说占了很大比例,教育小说则是其中一个重要门类。如《小说林》、《绣像小说》都明确地把教育小说作为征稿的主要内容之一。对翻译教育小说特别青睐的是那些主要针对教育界的专业期刊,如《教育世界》在办刊的几年中,一直积极译介外国教育小说。《教育杂志》从办刊之初就以较高稿酬向包天笑约稿,请他“写一种教育小说,或是儿童小说,要长篇的,可以在《教育杂志》上连期登载”。但译者受此委托后,“当时意识中实在空无所有,那就不能不乞灵于西方文化界了”③,便选译了《馨儿就学记》,以译充著,满足了商务的条件。随后《教育杂志》登载了一系列外国教育小说。

但需要说明的是,目前相关研究大多数仍局限于外国文学研究学科内部讨论,而未能立足西方理论“中国化”的立场、从中国问题出发,结合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语境、借助“赞助人”理论视角对晚清翻译小说的生产、传播诸问题予以研判,因此这不得不说是“赞助人”理论在“中国化”应用中的遗珠之憾。事实上,勒菲弗尔本人曾关注过晚清之前中国的文学生产、传播问题,他认为:“在所有已知的文学系统里,中国是最能够长时间地去抗拒转变的,原因是中国文学里的‘赞助人’是属于统一性的一种,就是说,意识形态、经济、地位三者都集中在同一个‘赞助人’身上,他就是中央集权的统治者。他把文学的创造和阅读局限于极狭窄的小圈子内。”[2]但可惜的是,勒菲弗尔并没有对晚清以来的文学生产、传播进行较为细致的探索。

这种文本的旅行,受制或受益于特定时空的译者诗学、读者期待、翻译目的、文化接受等要素,在或边缘或中心的动态递嬗中,除部分接受并容纳原作的文体形式和内容建构,也会部分促成其变异的发生,以便更好地适应或改变目标语言文学。无论是早期的《海外奇谭》《吟边燕语》,抑或后来的《域外小说集》,唯有如斯观之,方能理性认识其价值之所在。

随着报刊书局在近代中国的出现,晚清稿费制度开始建立,小说稿酬不菲。包天笑初期翻译的《三千里寻亲记》和《铁世界》,两部小说共计四、五万字,得了一百元版权费,按他自己的话说“可以代几个月的家用”④。1907年《小说林》刊登的一则“募集小说”的启事中称:“本社募集各种著译家庭、社会、教育、科学、理想、侦探、军事小说……入选者分别等差,润笔从丰致送: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三元,丙等每千字二元。”⑤小说作品成了一种文化商品,教育小说是其中一个门类,必然会成为驱使一些译者的动力。正是在各方面积极倡导及各种因素的合力推动下,“教育小说”的译介在晚清出现并在清末民初文坛上盛极一时。

本文试图立足西方理论“中国化”的立场,借助“赞助人”为理论视角,结合外国文学在华传播史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双重背景,从翻译小说生产、传播的总体状况出发,解答如下两个问题:“翻译小说热”何以证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形成?翻译小说之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究竟又应有何种地位?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翻译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研究”负责人、华侨大学教授)

2.译介概况

一、“产业化的文化”形成背景下的“翻译小说热”

包天笑(1876~1973)是清末民初外国小说翻译的健将,除了林纾,译作数量无有能出其右者。而教育小说的译介则代表着包天笑翻译外国小说的最大成就。包天笑通过各书局及《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刊物,出版、发表了一系列外国教育小说。1903年,他从日文译介了两本适于儿童阅读的小说,即《三千里寻亲记》和《铁世界》,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铁世界》是一部浅显的科学小说,《三千里寻亲记》实为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E.de.Amicis)的著作《爱的教育》中之一小节。1909年包天笑首次据日译本把《爱的教育》较完整地译出,改题为《馨儿就学记》。译本先在商务印书馆创办的《教育杂志》上连载,除第2期缺一回外,从第1卷第1期连载至第13期(1909~1910),191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小说写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一年间的见闻,其中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写尤其是师生间和同学间感情的叙述非常动人。1920年夏丏尊得到原作的日文译本,1924年在参照英文译本的基础上,才把这部小说完整译出,并首次使用《爱的教育》这一译名。小说先在《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2号至第23号上连载,1926年3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

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是晚清“西学东渐”的产物,而翻译小说译介传播则是早期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组成。因此,谈“翻译小说热”则不可僭越“西学东渐”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

继《馨儿就学记》后,1910年至1918年包天笑又在《教育杂志》上陆续译载了《孤雏感遇记》、《埋石弃石记》、《苦儿流浪记》、《二青年》等教育小说。《苦儿流浪记》(Sans Famille)的原作者是法国作家艾克多·马洛(Hector Malot),包天笑是据日译本转译的。小说情节曲折生动,叙述了主人公可民到处流浪,历经坎坷,最后终于找到幸福的故事。由于该书所蕴含的积极意义及其影响,在包译本初版十几年以后,不断有人将此书重译,如徐蔚南译的《孤零少年》(1932,世界书局)、林雪清、章衣萍合译的《苦儿努力记》(1933,儿童书局)、何君莲的《苦儿流浪记》(1936,启明书局)及《无家儿》(1938,商务印书馆)等等。这些译本都译自法文原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林、章合译本,受到许多教育界学者如蔡元培、陈鹤琴、陶行知的推崇。《埋石弃石记》则是一部译自日本人写的教育小说,据包天笑回忆,作者“是一位不甚著名的文学家”。⑥其中有很多教育理论,是日本人对于教育的看法。1913年1月至12月,包天笑还在《中华教育界》译刊了长篇小说《儿童历》,1914年又与张毅汉合译了《蔷薇花》、《留声机》等作品。《中华教育界》上刊载的还有严畹滋翻译的教育小说《劳》、《英儿汤姆》等等。

晚清之前的中国,几乎与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新世界几乎不相往来。纵然有域外书籍的译介(如明代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亦属于极其个别的中西文化交通事件,既非常态,更非主流。19世纪中叶,是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向第二次工业革命过渡的重要转折期,也是它们寻求殖民地、掠夺资源、海外扩张并为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进行预备的早期全球化时代。期间,西方的商品货物、资金技术、文化观念乃至政治主张都通过战争、贸易的形式传入亚洲、拉美与非洲等东方地区,当中也包括中国。

包天笑的教育小说译作主要刊载在《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上,王国维主编的《教育世界》则是另一个比较注重引进外国教育小说的刊物。在其所设“小说”栏目中,登载的大多为译自外国的教育小说。1903年,该刊发表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骚(J.J.Rousseau,卢梭)写的《爱美耳钞》(Mile:ou De Education,《爱弥儿:论教育》)。小说描写一个贵族儿童经过良好的教育终于成长为一个理想新人,一个反对封建特权和压迫的坚强战士的故事。全书渗透着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1923年魏肇基根据英文节译本译成《爱弥儿》,于商务印书馆出版,在社会上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瑞士著名教育家贝斯达禄奇(J.H.Pestalozzi,裴斯泰洛齐)的《醉人妻》(Lienhard and Gertrud,《林哈德和葛笃德》)在该刊乙巳年第5期至第24期(1905~1906)陆续载完。小说通过讲述廖讷德和额特德夫妇及其子女的生活故事,体现了裴斯泰洛奇的教育应遵循自然及企图通过教育改良社会的思想。1935年,傅任敢重译为《贤伉俪》在《教育杂志》上连载,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教育世界》在1904年至1906年间,还译载了《姊妹花》、《村学究》、《制造书籍术》、《迷津筏》等外国教育小说,及阿褒利武斯所著的心理伦理小说《爱与心》,奥国萨尔曼的两部教育寓言小说《吾家千里驹》和《造恶秘诀》。

这个在文化上被称之为“西学东渐”的历史时期,虽正值翻译小说传播入华,但细论其路径,则与晚清一系列的现代化运动密不可分,当中最为主流是由清政府推行的“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的主潮之下,西方科学技术、文化观念依次在晚清七十年进入中国,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观。纵观整个“西学东渐”浪潮,翻译小说的在华传播与之伴随始终。

除了《教育杂志》、《教育世界》和《中华教育杂志》,其他一些教育专业期刊上也发表了一些教育小说译作,如《学生杂志》上有《五伟人》(1914~1915)、《少年旅行谭》、《拉哥比在校记》;《湖南教育杂志》上有《佛兰可》、《青年镜》等等。特别要强调的是,在一些非“教育”类的刊物上,也常常刊有译介的外国教育小说。例如《月月小说》的《含冤花》(1907~1908),《小说林》的《好男儿》,《环球》的《弃儿记》,《小说月报》的《青年镜》,《竟业旬报》的《青年美谭》、《学问贼》,《小说大观》的《塾师》、《柳原学校》,《小说时报》的《孝子碧血记》等等。另外如法国作家都德所著的《最后一课》被不同译者翻译,先后刊载在《湖南教育杂志》、《留美学生季报》、《礼拜六》、《中华小说界》、《工读杂志》、《南开思潮》等刊物上,篇名除了《最后一课》,还使用过《割地》、《小子志之》、《末次之课程》、《最后之授课》等等。

翻译小说进入中国,最早当然是传教士的功劳,以晚清时期为限,目前有案可查的最早记录是《广州周报》(一说《广州日报》)1840年出版的《意拾喻言》(即《伊索寓言》),编辑者名为“蒙昧先生及门人懒惰生”,蒙昧先生是谁已不可考,“懒惰生”是英国传教士罗伯特·汤姆(Robert Thom),[3]但这无非是教士自娱自乐或是传教使用,影响有限。据已故汉学家韩南(Patrick Hanan)考证,中国人最早参与翻译小说,则是在1870年代的同治年间,由一位叫“蠡勺居士”[4]的人将19世纪英国作家利顿(Edward Bulwer Lytton)的《夜与晨》(Night and Morning)以《昕夕闲谈》的名字翻译并连载于当时的文艺杂志《瀛寰琐记》第3至28卷上,原著于1841年在伦敦付梓,《昕夕闲谈》只译了原作68节中的33节,此为最早由中国人完成的翻译小说。[5]

书局出版的外国教育小说还有《苦学生》、《冶工轶事》(文明书局,1903年)、《青年镜》(广智书局,1905)、《儿童教育鉴》(文明书局,1906)、《女学生旅行》(上海时报馆,1907)等等。除了书局杂志,晚清报纸大量涌现,许多综合性报纸也设有“文艺副刊”专栏,其中也刊载有部分翻译的教育小说,如上海《大共和日报》在1912年11月5日刊登了由胡适翻译的《最后一课》,译名为《割地》。

在此之后,翻译小说在华译介传播如雨后春笋般一发不可收拾,“翻译小说热”亦随之形成。但需要注意的是,《瀛寰琐记》这样的市场化报刊出现,是《昕夕杂谈》问世的前提。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晚清七十年里,包括《海底旅行》《巴黎茶花女遗事》《十五小豪杰》等具有影响力的30部(篇)翻译小说,全部先发表于市场化报刊之上。可见这些报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它们,外国文学译介规模势必大为缩小。”[6]尤其是20世纪之初涌现出的“四大小说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与“四大报刊”——《时报》《申报》《神州日本》和《新闻报》在当时影响颇大,是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特别是出版产业的重要起源。

据笔者粗略统计,五四之前,通过各书局杂志以“教育小说”名义刊布的译介小说约五十余部。它们以上海为地域中心,以教育类期刊为主要载体,广泛分布于各地大小报刊及书局。随着这些报刊、书籍的刊行和出版,教育小说在社会各类群体间流转、传播。

市场化报刊对翻译小说的译介传播作用非凡,同样,翻译小说对市场化报刊的作用亦举足轻重,两者共同构成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彼此互动形成了晚清的“翻译小说热”。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译介入华的翻译小说有三百余部(篇),[7]包括陈独秀、严复、林纾、陈蝶仙、周桂笙等在内的翻译者多达六十余人,所涉及的刊物近二十种,前后有着近三十年的发展期,这些翻译小说在中国广受欢迎,它们不但见证了全球化语境下中西文化交通史中的文本旅行与文学交流,而且在内容上支撑着处于勃兴期的近代中国市场化报刊,促使其成为了一种体量较为庞大的文化产业。

3.译介特点

读者对翻译小说买账,“西学东渐”所引发的风尚浪潮当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翻译小说自身的内容使然。小说在中国肇始于唐代传奇,在明清发展至高峰,因此中国向来不缺乏小说读者群。翻译小说传入中国,正值小说在清代发展的高潮期,[8]因此有着非常优质的接受土壤。在晚清诸多翻译小说中,“多半是冒险的故事及荒诞主义的矫揉造作”,[9]但这些科学、侦探与爱情小说情节性强,联想丰富,与中国传统小说如侠义、公案与才子佳人主题小说有着审美共通之处。而且,翻译小说的译者多半采取“意译”的形式,有意采取中文的表达方式进行翻译,这当然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当时确实许多中国翻译家并不懂英语(譬如林纾),只有采取“意译”的方式“再创造”,另一方面在于,当时中国读者认知水平与文化视野相当有限,对外国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社会风俗几乎一无所知,因此译者只有按照中国人习惯且容易理解的表达方式与行为逻辑进行翻译,这在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清末民初,教育小说的译介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首先,从译介途径来看,虽然所译介的教育小说以欧美小说为主,但多数是根据日译本重译的。有的作品甚至直接由日本人翻译,如《教育世界》上刊载的《爱美耳钞》,是由日人中岛端根据日译本翻译成中文的。更有甚者,许多教育小说译作上没有署原著者名,只有日文译者名。以日本为媒介译介西方教育小说,这与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以日本为中转站,学习、介绍西方文化的现象是一致的。之所以会产生“途经日本”这一特点,虽然有多种原因,但对于教育小说的翻译来说,主要是因为日译本相对“易得”且“易译”。当时的翻译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旧式文人,他们外文水平有限,甚至完全不懂外语。他们要么与外语好但缺乏中文根基的人一起合作,要么从汉字较多的日文书籍中转译。当时在教育小说译介上有突出贡献的包天笑就是一位典型。他自学日文,但程度并不高,只有短期访日的经历。他的第一部翻译小说《迦因小传》即是与学英文的朋友杨紫驎合译的。因当时译出的外国小说少,该书还颇有人读。受此刺激,包天笑开始寻找外国小说翻译。他说:“日本当时翻译西文书籍,差不多以汉文为主的,以之再译中文,较为容易。”而此时,一方面留日学生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后,文化发达,出版的书籍中,对于欧美的文学书,译得不少”。⑦这一切使得国人寻找日译本小说变得容易。既然日译本易得又易译,取道日本、翻译西方教育小说成为当时不少译者的首选。包天笑先是托人在日本的旧书店寻找能翻译的小说,后来自己到上海的日本书店找。他翻译的《三千里寻亲记》和《铁世界》就是留学日本的朋友从旧书店淘来送给他的。包天笑要求朋友们为他搜寻小说有两个条件:“一是要译自欧美的;一是要书中汉文多而和文少的。”⑧其次,从翻译风格上来说,小说翻译在当时通行的做法是进行“意译”。译者在翻译时经常如钱钟书所说的“明知故犯”地“删节原作”、“增补原作”,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⑨教育小说的翻译同时还受日本译风的影响。包天笑说:“日本人当时翻译欧美小说,他们把书中的人名、习俗、文物、起居一切改成日本化。我又一切都改变为中国化。此书本为日记体,而我又改为我中国的夏历,”小说中“有数节,全是我的创作,写到我的家事了。如有一节写清明时节的‘扫墓’,全以我家为蓝本”。⑩经过这么大的变动,又译又创,似乎说成译作或创作都有失真实。包天笑自己也经常混淆,他既说这书是从日本转译而来,又说自己如何“写”出此书。此书发行时,封面并无原作者或日译者署名,赫然印着“天笑生著”,这种做法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署名曼陀译著的《女学生旅行》,在书前《例言》里交代:“是书以日本五峰仙史所著之《女学生旅行》为蓝本,更杂译东京各新闻杂志及《女学生气质滑稽》、《学生生活》等书,复杂以平日之闻见杂糅而成”,故题之曰“译著”。这类译作中作者的发挥很多,以至于研读当时许多作品很难分辨是译作还是创作,也有很多译作很难找到原作的作者与书名,但总的说来,翻译的内容占大多数。再者,教育小说译介过程中,因译者的兼译兼作,经常把传统观念与新思想相结合,使译本表现出中西、新旧价值观念折中、糅合的现象。如《造恶秘诀》的“编者识”说明了该小说的译介过程:由于“彼我风俗各殊”,如将书中所写“按之于吾国家庭,多有不合”,于是,便由编者据原著“采取其意义,易其面貌”,不但“凡与我风俗相戾者,悉更易之”;而且还“益以编者所闻见,务欲其尽态极妍”,以便使读者阅后掩卷反思,“此真吾国之家庭也”。译者在译介过程中,不仅改换相异之风俗,在道德、价值观念等方面也经常流露出挥之不去的传统思想影响。《馨儿就学记》与原著表现之“爱”不同,包天笑译作中的“爱”蕴涵着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通篇充溢着孝亲敬老、忧国忧民、知恩图报等传统文化道德观念。《儿童修身之感情》中则把三千里寻母评价为是孩子对母亲的“至孝格天”,使人们在“中外无别”的意识中感受这种母爱。这些译者在译作中表现出对西方文化和某些教育观念赞赏、认同的同时,受社会背景的制约,在翻译过程中往往通过“删改”、“添加”等方式,将西方先进教育理念依附、杂糅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之中,显现出过渡时期特有的文化品格。

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大背景来看,19、20世纪之交的同治、光绪与宣统年间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生期,文化走向了产业化生产与市场化消费,文化产业渐成都市文化的主流形态,当中以张园为代表的都市文化产业空间、以“四大小说杂志”与《点石斋画报》为代表的市场化报刊、以“吉庆公所”“京班戏园”与“兰心大戏院”为代表的舞台文化产业中介机构皆引领一时风骚,可谓争奇斗艳,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文化产业化其时声势正隆,大有风起云涌之势,翻译小说借势发轫,破茧成蝶,驰骋于无垠都市空间。

此外,当时选择教育小说翻译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对于改革社会风气与教育能有所裨益,因此译者对这些作品在艺术方面的价值和技巧并未给予特别关照,翻译过程中,在选材、语言表达、翻译手法上,也主要是按照成年人的意志与价值尺度、按照国情来增删、改写的,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主要阅读群体之一的儿童的个性需求及语言特征。因此,这种以“载道”为目的的翻译无疑削弱了异国作品的民族情调、独特风格及原文独具的语言特色和思想理念。

毋庸置疑,文化产业化是形式,其内容是产业化的文化,这既是中国新文化的先声,也是中国近代都市文化、市民文化的重要特征。“翻译小说热”之所以会出现,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产业化发展使然。翻译小说的大量并集中译介与迅速且广泛的传播,使得当时几乎无一家市场化报刊不刊登翻译小说,街头巷尾的市民们也争相阅读,许多报刊都将翻译小说作为促进销量的“必杀技”,一时洛阳纸贵,甚至引发了假借外国作家之名的“伪译”出现。[10] “其尤黠者,稔知译书之价,信于著述之稿也。于是闭门杜造,面壁虚构,以欺人而自欺焉”。[11]现代经济学基本理论证明了,有市场便有赝品,这是任何市场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市场多大,赝品所占的比例就有多大,而文化市场这一特点尤其突出(譬如盗版书与假古董)。[12] “伪译”这类赝品在晚清图书市场的横行,在相当程度上见证了翻译小说在产业化之下走向热门的历史事实。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伪译”虽是利益驱动,且违背基本的写作伦理,但在客观上却激发了中国作家们的创作热情、打开了他们的思路,为后来中国人自己创作科学、爱情、侦探等现代题材小说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先声之一。

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受制于时代特点,显然存在着各种缺陷,也经常因此遭受后人的非议,但钱钟书、陈平原等肯定了此类翻译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所作的贡献。当时这类小说翻译家,大多受过良好的旧学教育,汉语水平高、语言纯熟、译笔轻秀。他们以浅近文言译出,符合时人的语言风尚、欣赏习惯和语言基础。对于教育小说的翻译来说,译者把新教育思想夹杂在旧道德中进行传播的译著方式也基本符合转型时期的时代气氛和读者的接受心理,因此这些教育小说译作颇为时人所接受。

二、翻译小说: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形成的标志

当然还有一类译作是较为忠实于原著的,如《最后一课》、《苦儿流浪记》、《爱美耳钞》、《醉人妻》等。到五四前后,随着译者外文水平的提高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翻译风格逐渐转变,一般都直接根据原著进行忠实翻译。这与当时文学界整个翻译风格的转向是一致的。清末民初,教育小说的译介取得了成功,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对新教育思想的导入与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

诚如前文所述,“翻译小说热”的出现之时,正值小说在清代发展的高潮期,因此欲谈“翻译小说热”,则不得不谈“晚清小说热”,从逻辑上看,两者构成了一对子母集的关系。

二、教育小说译作中的新教育思想及其传播

学界对“晚清小说热”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早在20世纪初,周氏兄弟便编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及至1940年代,学者阿英先生曾在《晚清小说史》中对晚清小说受欢迎的因素做了四点总结:一是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的发达;二是当时的知识界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认识到了小说的意义,三是清政府屡战屡败,作家、翻译家借小说抨击时政。[13]这被视作是晚清小说史研究的奠基性观点之一。近年来,以范伯群、欧阳健、陈子善、杨联芬、王德威、陈平原为代表的学者从比较文学、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对晚清小说进行了多元化的诠释,将晚清小说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1.教育小说译作中蕴含的新教育思想

在20世纪之初,因为科举制的废除、报刊媒介产业的繁盛而造就了晚清一批“以文谋生”小说家,当中如包天笑、周桂笙等人同时也是小说翻译家。因此,晚清小说当然包括翻译小说,“翻译小说热”显然是“晚清小说热”的一个组成,但是如果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看,作为“西学东渐”产物的翻译小说是一种新兴的文化产品,它讲述的是世界故事,传递的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所差异的价值观,并且需要翻译才能完成,因此与晚清官场、侠义、公案小说在内容、生产上均有着本质的差异,它更符合时代性与现代性这两个文化产业最重要的基本特征,[14]故而“翻译小说热”具备现代文化产业史的研究价值。

教育小说是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产物,它的出现、繁荣表达了启蒙时期对人文主义教育理想——培养“完整的人”的追求及对人的社会化过程的特殊关注。清末民初,外国教育小说也是因“教育启蒙”、“小说启蒙”的召唤来到中国的。教育小说的译介除了对“小说界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使“教育小说”成为一个新的小说门类在中国兴起并发展外,其主要功绩在于结合时代文化背景,传播了新的教育思想。

前文阿英对晚清小说热的分析,之于翻译小说的译介、传播研究亦有一定借鉴意义。“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的发达”,体现了阿英已经认识到文化产业语境对于晚清小说的推动作用。“印刷”与“新闻”实际上构成了当时出版文化产业技术与内涵上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一是印刷技术,二是新闻事业——即报刊业的发展。这两点,在客观上属于“赞助人”的范畴。

教育救国是清末民初盛行的一大社会思潮,许多编译者企图借助翻译外国教育小说的形式对民众进行教育启蒙,宣传其“教育救国”思想。王国维主编的《教育世界》,刊登的《醉人妻》是裴斯泰洛齐的作品。裴氏教育思想的核心是认定社会及政治的改革,无不赖于教育。《醉人妻序》中强调:“全篇宗旨,首在改良社会。借一村落为世界之缩影。而谓改良之道必由家庭以推及学校”,即通过“施教于家”,让社会之细胞的家庭“开明”起来,最终达成改良社会的目的。编者借这篇译作表达了教育是改良社会之根本的思想。该刊登载的另一部教育小说《造恶秘诀》,在“编者识”中指出,此书原名《恶德养成法》,又名《蟹之横行》,作者是取西方寓言中“老蟹不能直行,小蟹遂至横行一世”之意来命名其书的,意在说明“家庭教育之不良,过由父母”。编者借小说希望使“纯洁高尚”的道德教育理想,通过“家庭教育”而推及整个社会。此外,在教育小说的译介过程中,译者还经常通过穿插对社会时局的议论抒发忧国忧民之情怀,呼吁青年认真求学以拯救强敌环视、危机四伏、千疮百孔的中国。如《馨儿就学记》中就借杨先生口说:“我愿诸君敦品励行,咸潜心于学业,他日学成,为世所用,足以起我衰敝之祖国,藉与列强竞争,勿使他姓男子,来躏吾土,是岂诸君与鄙人之幸,抑亦吾国前途,均蒙其福也。”都德的《最后一课》以普法战争为背景,歌颂了法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小说中的背景、人物处境与当时中国社会相似,更是激发时人爱国、救国情感的佳作。

不宁唯是,晚清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与小说在晚清发展的高潮期一道,为翻译小说在华广泛译介、迅速传播、备受欢迎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但阿英所关注的只是出版文化产业领域的要素,之于文化产业市场而言,出版文化产业只是一个分支而已。而且在晚清文化产业体系中,除却出版之外,如风尚文化产业、舞台文化产业、视听文化产业皆为当中支柱,彼此相互竞争也扶持促进,既合作,又有竞争。从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角度看,不同文化产业类属之间的关联显然相当密切,由在华外侨兴办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经历了晚清数十年的发展,门类逐渐齐全,内容趋向多元,在开埠口岸地区与大型城市日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文化产业市场与相对较为健全的文化产业规则,[15] “赞助人”对文化艺术活动、产品的“赞助”成为了文化市场中的一种惯例,“翻译小说热”随之应运而生。

外国教育小说中,有一部分是讲述儿童历经苦难成长的故事。它们往往鼓励儿童个人奋斗,为达目的、不危艰难,进行的是一种少年励志教育。这些小说情节曲折感人,很受少年儿童的喜爱。《儿童修身之感情》里的意大利瑞那儿童,年方十三,却冒着艰危,去三千里外的北美洲寻找母亲。《苦儿流浪记》中的弃儿可民,小小年纪一直流离失所,历经被卖、跟着卖艺老人流浪、与花匠一起生活、再度流浪等艰辛的生活遭遇,最后找到了亲生母亲,找到了幸福。这些故事,通过主人公历尽坎坷艰辛,逐渐变得坚强、勇敢、乐观,最后终于苦尽甘来的经历,塑造了一个个努力奋斗、不轻易向命运低头的少年形象。它们不仅成为鼓舞、振奋青少年成长的理想楷模,也与时人激励青少年发愤图强、变革“老大”中国为“少年”中国的理想相吻合。

从逻辑上看,早期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是一个因“赞助人”而形成的新生事物,从社会阶级关系看,“赞助人”既包括文化产业的从业者,也包括以新派官僚阶层、新兴市民阶层与在华外侨为代表的消费者;从目的来看,当时各种“赞助人”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进行赞助的目的也不尽相同,既有主观的一面(如专门的出版商、报人与小说作者、译者等等),也有客观的一面,如清政府基于推行意识形态的目的设立“官书局”和“译书处”支持出版业等等。勒菲弗尔认为,赞助人对于文化的赞助,并非单向而是相互有所得的。扶持某种文化形态的发展,只是赞助人的客观愿望,其主观目的仍是自己获得既得利益:经济收益、文化控制权、精神要求与文化声望。[16]从上述理论入手,我们可以发现“翻译小说热”具备鲜明的“赞助人”特征。而如下两点分析,则证明了它在实质上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形成。

在大量教育小说译作中,现代教育观念与教育方式是其关注的重点之一。《馨儿就学记》是对“爱”的教育的礼赞。小说以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表现了师生、邻里、父母家人及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爱等等。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爱”使全文洋溢着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温馨的人性之美。感人的师生之情,是小说描绘的重点之一。小说以原作中的教师为原型,向读者重新“塑造”了一系列献身于教育事业,具有奉献、牺牲精神的教师形象。如终日以发达儿童心性、增益儿童学问为己任的杨震亚;在病榻上弥留之际还“念学生不置”,叮咛学生“勤勉读书,勿以为念”的曾静宜。《埋石弃石记》塑造了同样具有“爱心”的教师模范沈宝栓,因与学生相处亲切、负责,学生对他都甚“感服”。小说还进一步从教育之责任和使命的角度来强调教师职业的重要性。小说把教师比作“建筑屋宇时埋入土中之基石”、“筑堤时投入水中之弃石”,希望教师“能以弃石埋石为心”,强大国家之基础。

文化产业理论认为,现代文化产业的形成一般有两个标志:一是稳定消费人群的形成,二是现代文化生产机制的确立。[17]后者的主体是文化产业从业者,它与稳定的消费人群共同构成了“赞助人”群体。

《爱弥儿》的译介,为中国教育界送来了“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卢梭以他的《爱弥儿》在教育史上掀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它向把儿童成人化、非人化的封建专制教育挑战,为保护儿童的天性和权利大声疾呼。小说篇首就指出:“凡万物之初出于造物主之手也,无一不善良者。而一入人手,则败坏无余矣。”卢梭主张将爱弥儿带到乡村去,远离腐朽社会的恶劣环境,摆脱封建文化的束缚和侵蚀,到大自然的怀抱中,用自然赋予的感官获得知识,求得教育。裴斯泰洛齐的《醉人妻》受卢梭影响,强调必须要有适应现代社会的新教育,以发展人的本性。并指出新教育的根本原则在于发展人的内在力量,使人与大自然相结合,使人具有向善的心性和较好的才能,成为一个于社会有价值的善良公民。

首先,从历史视角来看,“翻译小说热”是类型化文化产品第一次在中国的走红,这与1920年代都市画报的畅销、抗战时期古装电影的高票房在本质上如出一辙,这是特殊时代语境下形成稳定的消费人群的结果。

可以说,这些教育小说译作中,既包含了译者对时代思潮的投射,也反映了时人对新教育观念的理解及对理想教育的向往。教育小说的译介为国人开启了“新教育”和“少年成长”的想象空间,在清末民初,对于传播新教育思想、发展学校教育、转变时人教育观念及启发儿童之智慧、德性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晚清中国,对于西方世界的认识依次在观念上产生了三次变迁,第一次是“以洋为敌”,第二次是“以洋为师”,第三次则是“以洋为美”,这三次变迁反映了中国人对于西方世界从恐惧到崇拜的历史进程。“以洋为美”之风与几乎同时到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也是义和团运动迅速爆发的历史原因。但义和团运动很快因为庚子国变而受到了镇压,以立宪、改良乃至革命为要求的新式思想观念日益成为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中国的新兴阶级很快在爱国主义与全球化之间寻找到了一种观念上的平衡,因此“以洋为美”之风仍在当时中国特别是开埠口岸地区有着较大的市场,这是当时特殊时代语境的重要特征。

2.传播与影响

关于“洋货”当时在中国受追捧的情况,以及西式餐饮、西式服装的盛行,学界研究成果不少,此处兹不赘述。[18]在晚清最后十年里,意识形态领域的“以洋为美”风头正健。市民阶层已经形成雏形,但新兴的文学形态却未跟上,翻译小说很快趁势占领了当时中国文学市场的消费需求。当然,这里“以洋为美”并非只包含单纯的审美形态,它同样也包括所蕴含的政治倾向,认为西方的意识形态可以对中国的社会改革有着重要的助推作用,即梁启超所言之“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19]

教育小说的译著在20世纪初很受欢迎,且不说它们随报刊的发行而四处传播,其流布之广、影响之大从单行本销量上即可窥见一斑。以《馨儿就学记》为例,自1910年出版后销路一直很好,至1931年已印行10次,1935年出“国难后一版”,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仍在重印,标明“国难后第四版”。另外除商务版外还有各地盗版翻印的,总销量高达数十万册。译自《爱的教育》中的《三千里寻亲记》于1903年出版后,1905年即易名为《儿童修身之感情》再次出版,1917年重印。夏丏尊翻译的《爱的教育》1926年3月出版后10个月即重印,两年半之内重印了5次,至1935年11月已印行达20次。1930年夏丏尊又译出意大利作家孟德格查的《续爱的教育》,由开明书店出版,重版速度不亚于前者,一年不到就印了3次。夏译本出版后,逐渐代替了包译本传播“爱的教育”之使命,但出于各种需要,包译本一直在再版,197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还在重印包译本。这些事实一方面说明《爱的教育》受中国读者欢迎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包天笑译本不仅在当时很受欢迎、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其影响持续不衰。其他教育小说销量也不错,重印时间间隔极短。如《孤雏感遇记》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后,次年重印。《苦儿流浪记》编入“说部丛书”,1915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同年10月就重印。到20世纪30年代其他译者再译之前,包天笑译本一直是这部小说在中国的经典译作。《苦儿流浪记》与《馨儿就学记》还被当代学者列入《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

“以洋为美”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自身的民族性,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不但有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而且严重危害了国家文化安全。但在积贫积弱的晚清,开眼看世界总归比守旧顽固要先进得多,“洋”并非尽指国外,同时也代表的是人类先进的技术、文化、观念与制度,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语境下,“翻译小说热”的应运而生显然不难理解,无论是读者,还是出版商,乃至主张“西化”、喜谈“西学”的新派知识分子,皆不自觉地成为了翻译小说受到欢迎的“赞助人”。林纾、梁启超等当时一流的学者都愿意担任翻译小说的译者,而当时名声最大的报刊如《申报》《新小说》对翻译小说亦青眼有加,而成千上万的读者则对翻译小说这一文化产品给予极大的经济支持,他们构成了稳定的消费人群。显而易见,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新现象,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形成的重要标志。

教育小说的译作在各界广泛传播,在教育界的反应最为热烈。外国教育小说的译介受到政府教育部门的重视。如包天笑译介的《埋石弃石记》、《苦儿流浪记》和《馨儿就学记》,在民初受到教育部嘉奖。徐传霖、陆基译的《儿童教育鉴》,1906年被清学部列于《学部采择宣讲所应用书目表》之中,成为各地阅报处、宣讲所等通俗教育机构学习、演讲的重要内容。1916年,一份“外左三区地方公立第一通俗教育讲演所”的视察报告中仍显示,《儿童教育鉴》是其讲演资料之一。鉴于此书在民众教育中的特殊贡献,民国教育部通俗教育会对其进行了褒奖。同样受此殊荣的还有包天笑翻译的《儿童修身之感情》。教育小说译作在教育基层广为传播,有的小说内容被选进教材,如《馨儿就学记》中的“扫墓”一节,被当时商务版高小国文教材以《扫墓》为题长期选用,以致许多当年读过这篇课文的人都能背诵。有的小说则直接成为教科书,如1907年苏州商会档案收存的一份“文明书局教科书清单”里就有《儿童教育鉴》、《儿童修身之感情》、《冶工轶事》等。也有教育小说被作为奖品以示对学生的奖励,据包天笑回忆:“后来有好多高小学校,均以此书为学生毕业时奖品,那一送每次就是成百本”。《苦儿流浪记》出版后曾经盛极一时,不少学校把它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1925年还被明星电影公司改拍成电影《小朋友》上映,在当时青少年儿童中影响很大。教育小说译著的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梁启超等人欲以“小说”来启蒙大众,“教育”童蒙的理想。

本文由金沙总站6165com发布于6165金沙总站投注开户,转载请注明出处:6165金沙总站投注开户:清末民初教育小说的译介

关键词: 小说 文化 战争 莎士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