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总站6165com:同口旧事,论清末民营出版业的

2019-07-17 作者:6165.com电子游戏   |   浏览(137)

到市场买东西,也不容易。一要身强体壮,二要心胸宽阔。因为种种原因,我足不入市,已经有很多年了。这当然是因为有人帮忙,去购置那些生活用品。夜晚多梦,在梦里却常常进入市场。在喧嚣拥挤的人群中,我无视一切,直奔那卖书的地方。

——《琴和箫》代序

近代民营新式出版是在社会外力及技术、经济力量的促动下逐渐发展起来的,晚于教会出版40年,晚于洋务出版10多年。以技术革新为特征的石印书局、点石斋书局拉开了民营出版序幕,同文书局、拜石山房开启了民营出版之江河。民营出版以出版变法维新的报刊、书籍,出版翻译著作、教科书以及小说为其主要内容,以获得丰厚利润为最终根本。民营出版的迅速崛起,使之成为清末三足鼎立之出版主体之一;这是社会转型在出版业中的反映,是出版业自然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时代文化的感应物,是近代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清末民营出版;新式出版;教会出版;洋务出版 出版作为古已有之的行业,它在近代时期的转型,与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过程同步,是社会文化转型大过程中的小过程,并在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中,不断形塑出新的产业形态和新的文化功能。近代出版新质,通常称之为“新式出版”。新式出版有几种不同形态,民营出版业稍晚于教会出版、洋务出版,自有其原因。 一、民营出版在“新式出版”初期的滞后 从历史上看,中国新式出版的起步,不是源于传统出版内部条件的自身成熟,而是来自于外力的强力推动。新式出版最初发轫于外国传教士的出版活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出于自强目的,被迫开展洋务运动,京师同文馆译书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国人办的新式出版机构,因之而起。而民营新式出版则迟至19世纪70年代,才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这比教会出版至少要晚40年,比洋务出版要晚10多年。民办商业出版机构,作为古已有之的出版主体类型,在新的出版生产形态面前,如此长时间的缺席不与,值得后人探究。而民营出版的民营性和商业性特征,是我们应着力考察的关节点。 首先,从社会大背景来说,鸦片战争的失败,虽然彻底粉碎了国人“天朝大国”的美梦,也有极少数先觉分子在此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前,惊而醒之,开始“睁眼看世界”,但大多数人,仍然昏睡如故,继续摇头晃脑地诵读经书。国民对西学及其主要载体形式新出版物的接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大家都不看好并极力排斥的东西,是难以卖出去的。洋务人士办新出版,并非因为此举可以赢利,而是出于洋务运动本身的需要,甚至从很大程度上说,带有公益性质。一个公益性的事业,要求民营出版企业来承担,是一种不现实的奢望,至少,在近代初期是如此。 其次,从同业竞争的情况来看,传教士携带新技术东渐而来,虽然也算新来的出版同行,但教会出版无论是传播内容还是服务对象,都无意于挤压传统出版物市场,因而并不构成对既有坊刻的威胁。只有当1880年代外商办的石印书局大规模翻印传统图书,价格又大为便宜时,传统出版的命运才岌岌可危。民营出版的新技术改造,实从此时才开始真正起步。 第三,从印刷的装备情况来看,新出版技术所依赖的印刷器械物资等,全赖进口,在洋务运动尚未开展、近代工业化尚未起步的情况下,这些新设备并不易得到,民营出版印刷技术的改造,一时并不具备。 第四,从技改前期投入来看,新印刷设备并不价廉,向来本小家薄的传统坊刻主,即便有心尝新,恐怕也力所不逮。1880年代以后投资石印出版的,如同文书局的徐润兄弟,蜚英馆的李盛铎等人,都是家资殷实的商人或官吏,作为传统坊刻老字号的苏州扫叶山房,资本相对雄厚,所以才有了到上海设分号、利用石印技术出版图书的可能。 第五,从出版成本来看,由于初期图书普遍印数较小,兼之铅活字铸造技术和再版技术还在改进之中,铅印图书并不比传统刻印成本低,只有用来印刷不需要再版重印的报纸时,才显示出成本优势,所以近代铅印技术最先应用于新闻报馆,而不是一般情况下的图书出版。这样,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像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这样资金不愁的官办出版,居然也选择传统方式印刷译作的缘故了。民营出版在商言商,对经济利益的考虑为重中之重,在出版技术上的无意革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民营新式出版在清末新政时期的迅速崛起 1872年是新闻出版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立了中国报史上最悠久的《申报》。美查为了将其家业“盘大”,利用申报馆的印刷能力,由报而刊而书,从事书刊的出版,先创办《瀛寰琐记》等刊物,后又成立点石斋书局石印书刊。其间为了扩大发行,又成立申昌书画室专事销售,并在北京、南京、汉口、杭州等地广设申昌分号。点石斋是第一家通过商业手段把石印出版做大做强的出版企业。它1884年5月创刊的《点石斋画报》,别开生面地采用以人工绘画再石印的方式,嫁接美术与新闻,并重时事与新知,广受读者欢迎,销行长达15年之久,堪称中国早期画报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一代名刊;它石印的《康熙字典》等图书,获利丰厚,引发了国内民间资本纷纷自设书局,开始了大规模石印图书的热潮,并由此拉开了民营新式出版的序幕。因而,从书刊出版史的角度看,《申报》的创立,同样意义不可忽视。 19世纪80年代初,又有同文书局和拜石山房的创立,成为与点石斋齐名的鼎足而三的三大石印书局。同文书局为寓沪广东人徐润兄弟创办,有石印机12部,雇工500人,规模之大,可以想见。它所石印的诸如《殿版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资治通鉴》、《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巨著,都堪称为当时出版界的大手笔,而它在印刷这些大部头时所采用的股印办法,又开创了后来民国时期图书预约出版的先河,因而在近代出版史上,同文书局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有学者把同文书局列为我国近代私营出版业诞生的承先启后者之一,确有其史实上的依据。 在三家大书局带动下,石印书局由上海而全国,迅速地扩展开来,据《贩书偶记》、《中国丛书综录》、《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书著录,从清末到民国,全国各地采用石印技术印书者多达上百家之众。 以技术革新为特征的民营石印书局,虽然也利用石印的便利,翻印了一些西学书籍,编成诸如《西学自强丛书》、《西政丛书》、《质学丛书》、《西学大成》之类的丛书,但总的来说,出版物内容还是集中在传统读物和举业用书上。即便是西学书籍,也主要是翻印而少新刊。新瓶装旧酒,其作用更多地表现为对旧传统出版的挤压和替代,而少有新出版市场的拓展与创新。这一切到19世纪末的最后几年,情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突变。 最为重要的事件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民族危机的刺激,直接引发了随后数年围绕变法维新为主题的宣传与组织活动,在这场如火如荼的运动中,维新志士以报纸、期刊、图书为宣传工具,鼓荡民气,输入西学,启蒙新知。初期尤以报纸的出版,为舆论开导的急先锋。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创设的《万国公报》在北京发刊。同年11月,北京强学会成立,“先以报事为主”,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机关报。1896年1月,上海强学会成立,接着《强学报》正式发刊。尤其是同年8月,以汪康年为报馆总理、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揭橥变法图存的大旗,态度鲜明,议论透彻,且文字大多清新流畅,富有激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一时间,报纸出版纷然并起,出现了国人争相办报的热潮。1896——1898年间,在上海、天津、长沙、澳门、广州、福州、温州、桂林、西安、杭州、重庆、无锡、成都、芜湖、衡阳、开封、梧州、萍乡等各地出版的报纸数量,至少在60余种以上。这些报纸有的虽不无官方背景,但基本上都属于民间办报性质。大多数办报者的初始动机,受救亡图存时代氛围的驱使,宣传的意图可能要大于商业的谋划,基本上属于政治家办报之列,但其在客观效果上,却唤醒了广大民众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注,促进对自身传统知识结构局限性的深入思考,进而转向对西学新知的关注与吸收。这样的需求,正是以出版新书刊为主的新兴民营出版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市场基础。出版者由此出发,而翻译出版的西学书籍,而编写出版的教科图书,而著译出版的小说书刊,构成了清末时期最为主要的三大新书出版门类。这与洋务运动时期主要从器物层面输入西学,因之以出版科技图书为主打,市场相对狭窄的状况,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翻译出版是传教士们最早涉及的领域,一直是新式出版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出版门类。到清末最后10年,翻译出版物数量更是成倍增长。有人作过统计,从1900——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洋书籍至少1599种,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梁启超曾对当时翻译作品的盛行状况,有这样生动的描述:“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 在教科书出版方面,虽然早在19世纪90年代末,就有南洋公学、无锡三等学堂等编印了一些内容较新的教科书,都曾有不俗的销路,但由于事属草创,又未配套,尚未臻于完善。庚子以后,清廷改革教育,变更学制,特别是废科举兴学堂,带来了庞大的教科书市场。一些民营出版机构及时抓住机遇,在吸收了日本教科书的编辑经验,并结合本国特点的基础上,编写了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教科书。如文明书局1902年开始出版的成套蒙学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4年陆续出齐的囊括小学各科的成套《最新教科书》,都因销路十分广泛,而使这两家书局雄起于出版界,商务印书馆更由此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丰厚利润的吸引,催生了1906年张骞领衔招股的中国集成公司,出版课本品种仅次于商务印书馆。1906年,清政府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计102种,其中民营出版企业出版的教科书就有85种,占教科书总数的80%以上。根据当时学部的统计,1907年各省有学堂37 888所,学生1 026 988人,1908年学堂数达到47 895所,学生数达1 300 739人。1909年学生数达到31 626 720人。应该说,因教育发展而带来的巨大教科书出版市场,为民营出版业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小说出版原本就是明清时期主要坊刻图书品种之一,但真正揭开中国小说出版史新篇章的,则是在1902年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界革命的中心主旨是启蒙——“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这一主张因与时代主题契合,而很快一呼百应。小说的地位从文学小道的边缘向“文学之最上乘”中心移动,其表征则是小说出版的蔚为壮观。时人称之为:“盖小说至今日,虽不能与西国颉颃;然就中国论,果已渐放光明,为前人所不及料者也。”根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一书的统计,1898——1911年出版的小说就有1 145种之多,这个数字超过了前此250余年出版的小说总数。而据陈大康的统计,在1840——1911年的72年间,共出通俗小说1 653种,文言小说99种,翻译小说1 003种,共计2 755种,其中1903——1911年9年中就占到2 377种。清末新政时期,以小说社命名的书_局至少在32家以上,同样以小说命名的刊物也至少在20种以。正如清末教科书出版的气象一新,是以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为前提一样,小说出版的风起云涌,则是以城市市民群体的快速增长为基础。晚清通商口岸城市的相继开放,和近代工业化的逐步展开,带来了都市化进程的加剧和市民阶层的增多,而以市民读者为主要市场的小说出版,也随之繁荣,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其阅读口味的变迁,逐渐远离了它的政治意味,越来越向通俗化方向发展。 以上这些无形中为新知识、新观念、新思想的接受与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途径,由此展现出来的新书刊出版市场,是民营出版业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商业前提。当然,清末民营出版业崛起的时代因素中,出版市场的扩容,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他如著、译队伍的壮大,版权制度的建立,经营管理的创新,出版观念的转变,政府政策的导向,交通条件的改善等,都是出版近代化转型中的重要合力因子。本文不能展开一一论述。 三、民营新式出版业崛起的意义 对于清末究竟曾出现了多少家民营出版机构,我们如今已不能确切知道了。我们只能从时人和后人作的一些局部统计中,大致了解其概况。1987年第4期《出版史料》上刊登了一则书业公会档案,该档案乃当时上海书业公所总董席裕福的禀稿附件,附件详细罗列了辛亥五月以前上海出版业的名单。据笔者统计,共计116家。熊月之在其著作《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中,对1896——1911年间曾经翻译过日文的出版机构列了详表,具体统计的出版者数量达95家。陈大康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小说编年》中,对1840——1911年间出版的2 755种小说进行了出版机构的统计,共有报刊205种,书局、书坊393家,另有162种作品出版者不详。需要特别交待的是,这些小说的88。78%是在清末最后9年出版的。梁长洲在其整理的《五十年(1897—1949)小学教科书概览》一文中,罗列了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所藏的清末教科书出版机构名录,笔者统计了一下,共计109家。黄林在其博士论文《清末新政时期出版业研究》中,对1902——1911年间《大公报》上曾做书业广告的书局作了统计,数量近80家。从各种渠道得来的统计数字,有多有少,有重复有交叉。既有独立商办,也有附属于学校、学会和报社的,但从名录上看,大多数是民营则是无疑的。清末民营出版的崛起,从这些数字上就能反映出来。 商务印书馆作为民营出版业的领头雁,其火箭式的发展速度,也是民营出版业崛起的个案。商务印书馆1897年成立,当初资金不过3 750元,1901年添招新股,扩大规模,资本增加为5万元。1903年与日本金港堂合作,吸收日资10万元,成为资本20万元合资的有限公司,两年后资本额增至100万元。1907年,商务印书馆在闸北宝山路建成占地80余亩的总厂,包括4个印刷所和编译所等。到民国元年的1911年,营业额达1 676 052元。民元以前出版的图书数量,据1910年《[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第1期所列书目,共收书865种,这就是说,民国元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数量,至少不低于这个数目。《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各种英语读物,《帝国丛书》、《政学丛书》、《地理丛书》、《财政丛书》、《战史丛书》、《商业丛书》等各种社科翻译丛书,《文学初阶》、《最新教科书》等各级中小学课本,《林译小说》、《说部丛书》等各种小说,以及《东方杂志》、《儿童教育画》、《教育杂志》、《绣像小说》、《小说月报》、《政法杂志》、《少年杂志》、《留美学生季报》等刊物,在当时都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 以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为代表的民营出版业的崛起,在出版史上的意义是巨大的。 第一,它意味着自传教士引人国门的新式出版业,再一次经历了出版主体的变更,从当初教会出版机构的独步天下,到洋务运动时期教会与官办新式出版的并辔而行,再到清末新政时期出版主体多元化格局下民营出版主导地位的正式确立,并被最终定格下来,延续到了整个民国时期。这种宏观出版格局的新一轮布局,也意味着出版生产关系的新一轮调整,出版活力借助于民间文化力量的参与和民间资本的运作,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释放。 第二,民营出版机构从商业经营的角度出发,积极利用新出版技术,提高出版生产力;密切关注市场需求动态,出版大量推动时代变革的新知识内容读物;努力扩大生产规模,全面推进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如此种种,都在不同方面加强着新式出版的新质。因其取得的巨大成绩,标志了出版业近代化转型的初步完成。 第三,民营出版唱主角,是出版业发展自然选择的结果,它适应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特征,显示了强大的经济活力,出版行业由此走上产业化的发展方向,成为近代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门类。 第四,清末的民营出版活动,不仅催生了近代一种新的实业,而且它本身即是时代政治、文化潮流的感应器。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政治斗争日益复杂的形势下,各种政治力量以及关心国计民生的人士,都纷纷拿起出版作武器,或为救亡呼吁,或为启蒙呐喊,或为政治建言,或为生民请命,不同的出版目的和追求,演绎了近代出版文化的多彩多姿。出版既阑人中国思想文化的变局之中,又影响国民生活的知识获取、文化休闲和思想改变等方方面面,而成为近代文化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清末民营出版业从早期的“缺度”到迅速崛起,再到快速发展,是近代出版史上出版主体调整的结果,是市场运作的结果,也是出版业发展自然选择的结果,它成为近代文化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远远望去,破旧的书床上好像放着几种旧杂志或旧字帖。

  一

  顾客稀少,主人态度也很和蔼。但到那里定睛一看,却往往令人失望,毫无所得。

  我是一九三六年暑假后,到同口小学教书的。去以前,我在老家失业闲住。有一天,县邮政局,送来一封挂号信,是中学同学黄振宗和侯士珍写的。信中说:已经给我找到一个教书的位子,开学在即,希望刻日赴保定。并说上次来信,寄我父亲店铺,因地址不确被退回,现从同学录查到我的籍贯。

  按照弗罗伊德的学说,这种梦境,实际上是幼年或青年时代,残存在大脑皮质上的一种印象的再现。

  我于见信之次日,先到安国,告知父亲,又次日雇骡车赴保定,住在南关一小店内。当晚见到黄侯二同学。黄即拉我到娱乐场所一游,要我请客。

  是的,我梦到的常常是农村的集市景象:在小镇的长街上,有很多卖农具的,卖吃食的,其中偶尔有卖旧书的摊贩。

  在保定住了两日,即同侯和他的妻子,还有新聘请的两位女教员,雇了一辆大车到同口。侯的职务是这个小学的教务主任,他的妻子和那两位女性,在同村女子小学教书。

  或者,在杂乱放在地下的旧货中间,有几本旧书,它们对我最富有诱惑的力量。

  二

  这是因为,在童年时代,常常在集市或庙会上,去光顾那些出售小书的摊贩。他们出卖各种石印的小说、唱本。有时,在戏台附近,还会遇到陈列在地下的,可以白白拿走的,宣传耶稣教义的各种圣徒的小传。

  黄振宗是我初中时同班,保定旧家子弟,长得白晰漂亮,人亦聪明。在学校时,常演话剧饰女角,文章写得也不错,有时在校刊发表。并能演说,有一次,张继到我校讲演,讲毕,黄即上台,大加驳斥,声色俱厉。他那时,好像已经参加共产党。有一天晚上,他约我到操场散步,谈了很久,意思是要我也参加。我那时觉悟不高,一心要读书,又记着父亲嘱咐的话:不要参加任何党派,所以没有答应,他也没有表示什么不满。又对我说,读书要读名著,不要只读杂志报刊,书本上的知识是完整的、系统的,而报张杂志上的文章,是零碎的、纷杂的。他的这一劝告,我一直记在心中,受到益处。

金沙总站6165com,  在保定上学的时候,天华市场有两家小书铺,出卖一些新书。在大街上,有一种当时叫做“一折八扣”的廉价书,那是新旧内容的书都有的,印刷当然很劣。

  当时我正埋头在报纸文学副刊和社会科学的杂志里。有一种叫《读书杂志》,每期都很厚,占去不少时间。

  有一回,在紫河套的地摊上,买到一部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是商务印书馆的铅印大字本,花了一圆大洋。这在我是破天荒的慷慨之举,又买了二尺花布,拿到一家裱画铺去做了一个书套。但保定大街上,就有商务印书馆的分馆,到里面买一部这种新书,所费也不过如此,才知道上了当。

  他毕业后,考入北平中国大学,住在西安门外一家公寓里面,我在东城象鼻子中坑小学当事务员,时常见面。他那时好喝酒,讲名士风流,有时喝醉了,居然躺在大街上,我们只好把他拉起来。大学没有毕业,他回到保定培德中学教国文,风流如故,除经常去妓院,还交接着天华商场说大鼓书的一位女艺人。

  后来又在紫河套买了一本大字的夏曾佑撰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是后来的《中国古代史》),也是商务排印的大字本,共两册。

  一九三九年,我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冬季,李公朴到边区参观,黄是他的秘书,骑着瞎了一只眼的日本大洋马,走在李公朴的前面。在通讯社我和他见了面。那时不知李公朴来意,机关颇有戒心,他也没有和我多谈。我见他口袋里插的钢笔不错,很想要了他的,以为他回到大后方,钢笔有的是。他却不肯给。下午,我到他的驻地看望他,他却自动把钢笔给了我。以后就没有见过面。

  最后一次逛紫河套,是一九五二年。我路过保定,远千里同志陪我到“马号”吃了一顿童年时爱吃的小馆,又看了“列国”古迹,然后到紫河套。在一家收旧纸的店铺里,远买了一部石印的《李太白集》。这部书,在远去世后,我在他的夫人于雁军同志那里还看见过中学毕业以后,我在北平流浪着。后来,在北平市政府当了一名书记。这个书记,是当时公务人员中最低的职位,专事抄写,是一种雇员,随时可以解职的,每月有二十元薪金。

  解放以后,我只是在一个京剧的演出广告上,见到他的笔名,好像是编剧。不知为什么,我现在总感觉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体质不好,又很放纵。交游也杂乱。至于他当初不肯给我钢笔,那不能算吝啬,正如太平年月,千金之子,肥马轻裘之赠,不能算作慷慨一样。那时物质条件困难,为一支蘸水钢笔尖,或一个不漏水的空墨水瓶,也发生过争吵、争夺。

  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旧官场、旧衙门的景象。那地方倒很好,后门正好对着北平图书馆。我正在青年,富于幻想,很不习惯这种职业。我常常到图书馆去看书。到北新桥、西单商场、西四牌楼、宣武门外去逛旧书摊。那时买书,是节衣缩食,所购完全是革命的书。我记得买过六期《文学月报》,五期《北斗》杂志,还有其他一些革命文艺期刊,如《奔流》、《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等。有时就带上这些刊物去“上衙门”。我住在石驸马大街附近,东太平街天仙庵公寓。那里的一位老工友,见我出门,就如此恭维。好在科里都是一些混饭吃、不读书的人,也没人过问。

  三

  我们办公的地方,是在一个小偏院的西房。这个屋子里最高的职位,是一名办事员,姓贺。他的办公桌摆在靠窗的地方,而且也只有他的桌子上有块玻璃板。他的对面也是一位办事员。姓李,好像和市长有些瓜葛,人比较文雅。家就住在府右街,他结婚的时候,我随礼去过。

  侯士珍,定县人,育德中学师范专修班毕业。在校时,任平民学校校长,与一女生恋爱结婚。毕业后,由育德中学校方介绍到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当职员。后又到南方从军,不久回保定,失业,募捐办一小报。记得一年暑假,我们同住在育德中学的小招待楼里,他时常给我们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歌》。

  我的办公桌放在西墙的角落里,其实那只是一张破旧的板桌,根本不是办公用的,桌子上也没有任何文具,只堆放着一些杂物。桌子两旁,放了两条破板凳,我对面坐着一位姓方的青年,是破落户子弟。他写得一手好字,只是染上了严重的嗜好。整天坐在那里打盹,睡醒了就和我开句玩笑。

  到同口小学后,他兼音乐课和体操课。他在校外租了一间房,闲时就和同事们打小牌。他精于牌术,赢一些钱,补助家用。我是一次也没有参加过的。我住在校内,有一天中午,我从课堂上下来,在我的宿舍里,他正和一位常到学校卖书的小贩谈话。小贩态度庄严,侯肃然站立在他的面前聆听着。抗日以后,这位书贩,当了区党委的组织部长。使我想起,当时在我的屋子里,他大概是在向侯传达党的任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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